他自认为不追逐名利,放弃争中将、上将,离休待遇低于规定标准
“1982年3月的一天,你总得换个安静点的地方吧?”门岗老兵抬头问。李赤然提着一只旧皮箱站在西安兰空干休所门口,只笑了笑。那一年,他正式拿到离休命令,身份写着正兵团级,现实却与纸面差了一截。
“1982年3月的一天,你总得换个安静点的地方吧?”门岗老兵抬头问。李赤然提着一只旧皮箱站在西安兰空干休所门口,只笑了笑。那一年,他正式拿到离休命令,身份写着正兵团级,现实却与纸面差了一截。
1955年的北京,风有点冷,操场上的军号声拉得很长。房间里,罗荣桓坐在一叠厚重卷宗前,眉毛皱成了一只八字。墙上军委的会议通知还没有撕下来。桌子那头,陈赓笑着念出一串名字,气氛并不轻松。制度在纸上从不犯错,但纸下都是活生生的历史——难怪有人要在夜里反复权衡。
那年冬天,雍村的村民们都在议论一件怪事:村东头老李家装了电话。
“1980年3月,一个档案盒就是全部行李,我来取回自己的东西。”李赤然站在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门口,声音低,却咬着字。大厅里的人一时没回过神——离开十一年的老政委回来了,似乎只想把账算清楚。